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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大铁路上的猛兽

  捷克军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期。当时，作为奥匈帝国治下的一个民族，捷克人的自主意识开始不断觉醒。一部分激进分子更是认为，要想实现民族的独立，就必须推翻奥匈帝国的统治。一战爆发后，沙俄方面很快利用了这种思潮，在“民族解放”的许诺下，数以万计的捷克人调转阵营，成了俄军麾下的志愿者。

  正是上述人员，后来成了捷克军团的骨干，他们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出色。但随着十月革命爆发，苏俄却力图退出战争，这在军团中引发了怀疑和不满。为了继续为民族独立而战，大部分捷克官兵要求离开俄国，前往西线战场——但这却是德国人不愿看到的，他们不断向苏俄政府施压，要求将军团扣留在铁路沿线。

  1916-1917年，一名俄军“捷克卫队(Czech Druzhina)”士兵。其步枪枪尖上的圣餐杯图案，是15世纪“胡斯运动”的象征，该运动也是捷克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

  最终，苏俄政权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。当捷克人的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、缓缓开往海参崴的时候，苏俄方面也在沿线派出了监视部队。1918年夏天，双方最终爆发了武装冲突：为打开回国的通道，捷克军团发动兵变，并和其他反苏力量一道，横扫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。

  1918年发动兵变时，一辆捷克军团武装列车上的机枪手在警戒铁路沿线，事实上，“雏鹰”号并不是捷克军团麾下的唯一一辆装甲列车

  俘获“雏鹰”号的战斗，便是这次兵变期间的一幕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局势：作为结果，仅在西伯利亚地区，便出现了不下10个白色政权，这些政权彼此勾心斗角——它们既想利用捷克人，但又对其抱有深深的疑虑。另一方面，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，捷克军团则决定采用一种铤而走险的对策——这就是让自己成为决定战场天平的那粒砝码：他们既打算和白军保持合作，同时又试图同苏俄达成谅解，而手头的军队和装甲列车，将成为他们赖以自保的关键。

  1918年秋、停靠在辛比尔斯克火车站的“雏鹰”号，期间，捷克人对它进行了周密的修理

  1918年秋季，摄于奥伦堡地区阿卜杜利诺火车站的“雏鹰”号列车，当时，该列车正在掩护军团向东转移

  1918年底到1919年初，在不断向东转移的同时，捷克人也一直在对“雏鹰”号进行修缮，但此时，战争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偏移。在乌拉尔山前线，红军正在恢复元气，其游击队则不断骚扰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。在下乌金斯克(Nizhneudinsk)至泰舍特(Tayshet)之间，由于茂密的针叶林紧挨着路基，袭击几乎每周都会发生——对白军来说，局势已经变得极为危险。

  1919年4月，白军的最高领导人——高尔察克请求捷克军团扫荡当地的游击队。为此，在4月18日，“雏鹰”和哥萨克部队一道进攻了游击队的重要据点——泰舍特附近的比留撒村(Biryusa)。尽管投入了装甲列车和重炮，但据白军指挥官罗赞诺夫(Sergei Rozanov)的报告，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。

  罗赞诺夫写道：

  “18日，在泰舍特地区，克拉西尼尔科夫上校(Krasilnikov)的部队攻击了比留撒。战斗持续了12小时，红色分子隐藏在伪装良好的堑壕中负隅顽抗，让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，同时，在一次红军滑雪分队的袭击中，我军先头部队和主要据点之间一度失去了联系……尽管敌人最终被白刃战击退、并遗弃了12具尸体，但20点、我方依旧决定撤回铁路线一带……

  我方的损失：9人阵亡，28人受伤。

  红色分子：多达40人。

  期间，利用窒息性毒气，捷克炮兵连和装甲列车炮击了比留撒和康托卡(Kontorka)村。”

  1919年初春，在下乌金斯克至泰舍特间参与清剿的“雏鹰”号，可以看到，在为“阿穆尔人”号车厢更换火炮的同时，捷克军团也对“红胡子”型炮车进行了改进，其中，它们的炮塔和机枪战位被完全分离，以避免机枪手在炮塔中弹后遭殃及，同时，炮塔也得到了加高，令炮手获得了充裕的操作空间。《战地1》中的装甲列车，正是以其此时的状态为蓝本设计的。

  事实上，这场交火只是苏俄内战的缩影，双方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狡猾和残忍。同时，和许多单方面的历史记述一样，这份报告也没有忘记掩饰一些不人道的环节(如使用毒气)。由于进攻比留撒的失利，一段黑暗的日子很快将要降临：尤其是在5月后，每到深夜，当地的铁路总会被多次炸断，导致列车只能在白天运行。

  1919年5月7-8日夜，一场大规模袭击降临到了“雏鹰”号的停靠地——泰舍特车站。当天深夜，来自三个村庄的游击队集结起来，用刺刀捅死哨兵，进而攻占了车站周边地区。当“雏鹰”号乘员被厮杀声惊醒时，呈现在他们的是地狱般的景象：整个泰舍特东部仿佛都被点燃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双方的距离一度如此之近，以至于捷克人不用举枪就能击倒蜂拥而至的敌军。

  在危急关头，一些军官依旧保持着冷静，他们开始集合部下，并设法展开反击。但在火车站附近，他们遭遇了猛烈的抵抗——由于车站是用厚重的圆木建成的，轻武器对它几乎毫无作用。在这些部队进退两难时，“雏鹰”号突然赶来了，用纷纷扬扬的火力摧毁了大楼外墙。许多游击队逃进了站前广场，在那里，他们受到了76.2毫米炮的持续打击，并留下了一大片的伤员和尸体。

  战斗结束后的泰舍特火车站，站房已被完全烧毁，只剩下一部分石制框架仍在矗立

  西伯利亚大铁路走向图，箭头所指的位置就是泰舍特，当地今天隶属于伊尔库茨克州，名称来自土著方言“冰冷的河”

  尽管捷克方面的总伤亡只有28人，但他们仍被这次袭击激怒了。随后三周里，在米洛什·扎伊克中校(Milosz Zaik)的指挥下，他们对游击队据点进行了残忍的报复。

  泰舍特的地方志中写道：

  “1919年5月25日，捷克军团对泰舍特周围的村庄发动了多次进攻，也正是在这些战斗中，游击队第一次被迫从根据地(即康托卡、比留撒、阿库利舍特和果戈列夫斯基村)撤出。随后捷克人和白卫军捣毁了上述村庄的所有建筑，甚至房屋的废墟也被付之一炬。”

  清剿结束后，泰舍特恢复了平静。在1919年秋季到来前，“雏鹰”号始终在当地保护着西伯利亚大铁路——在其护卫的诸多对象中，就包括了美国特使罗兰·莫里斯(Roland Morris)，后者当时正奉命前往鄂木斯克，以评估远东地区的局势。

  1919年夏季，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一个车站中被拍摄到的“雏鹰”号装甲列车，注意在两节“红胡子”型炮车上，炮塔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

  当“雏鹰”号拖着长长的蒸汽、紧随特使的车厢穿越白桦林时，呈现在来访者面前的是一派安宁景象：农民在田野上耕种，成队的哥萨克骑兵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——这些似乎表明，高尔察克不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，而且完全能将红军抵挡在乌拉尔山之外，但从另一些人口中，莫里斯却了解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。

  在会面中，高尔察克的外交部部长苏金(Sukin)向莫里斯表示，为购置武器弹药，他们急切希望获得2亿美元的贷款，同时，他们还希望美国能派出25000名军队，以保护铁路沿线的安全。

  莫里斯注意到，这种漫天要价只暴露出了一个事实——这就是高尔察克政权的虚弱;另外，他还发现，白军和捷克军团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愈发微妙——按照苏金的说法，尽管在短期内，捷克人仍将忠于高尔察克，但他们也在与红军谈判，并且正变得“愈发不可靠”。

  这张不甚清楚的照片于1919年夏季摄于鄂木斯克火车站，当时，“雏鹰”号刚刚完成了一次护送任务，正准备进站补充给养

  同样，“雏鹰”号的乘员也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，列车上的机枪手约瑟夫·雷切克(Josef Recek)回忆说：“从夏天开始，我们的处境开始恶化，这一点从旁人的态度上就可以得知——每个人都想要我们早点走，红军、农民、社会革命党人、游击队，甚至是哥萨克都是如此。”

  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，“雏鹰”号与游击队的较量仍在进行，8月到10月，战斗的焦点是从图伦(Tulun)到布拉茨克(Bratsk)之间的路段，尽管当地的游击队并没有配备重武器，但每到夜晚，他们都会派出若干小分队，在数百公里的铁路线上寻找弱点，捷克人的压力也有增无减。

  一名“雏鹰”号上的士兵写道：“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但长官们还是被迫承认：想要保护沿途的所有车站、铁路和水塔，仅靠少量装甲列车是不可能的——因为即使铁轨今天修好，明天就可能被再次炸断。”

  在这种情况下，增加装甲列车的数量成了当务之急，“雏鹰”号为此被拆分成了几个部分，其每节炮车都与一部车头编组，以此警戒更大范围的区域。然而，这些举措对战局于事无补，入冬之后，随着叶卡捷林堡和秋明失守，白色政权的首府——鄂木斯克已经岌岌可危，为保存实力，高尔察克决定撤往海参崴，同时，数十万居民也踏上了逃生之路，而在他们身后，红军的脚步一刻也没有放缓。

  由于游击队活动频繁，捷克方面被迫将“雏鹰”号拆成几个部分，以便扩大警戒范围。这张照片摄于一个小站，其中可以看到，一节“红胡子”型炮车和一部车头临时编成了一组

  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冬季，在这里，捷克军团将一部机车、“阿穆尔人”号和一节“红胡子”型炮车编在了一起。另外，可以看到，在“红胡子”型炮车上，车组将一个机枪射击口改成了取暖设备的烟囱口

  在此期间，“雏鹰”号的乘员们发现，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只有游击队，还有处境一落千丈的白军士兵——由于煤炭短缺，他们的列车经常会在沿途停留长达数天，并和军团为运煤车的归属爆发械斗。另外，由于军团正在同苏俄谈判，因此，他们也招来了白军的窥探和仇视。

  大铁路上的猛兽

  捷克军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期。当时，作为奥匈帝国治下的一个民族，捷克人的自主意识开始不断觉醒。一部分激进分子更是认为，要想实现民族的独立，就必须推翻奥匈帝国的统治。一战爆发后，沙俄方面很快利用了这种思潮，在“民族解放”的许诺下，数以万计的捷克人调转阵营，成了俄军麾下的志愿者。

  正是上述人员，后来成了捷克军团的骨干，他们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出色。但随着十月革命爆发，苏俄却力图退出战争，这在军团中引发了怀疑和不满。为了继续为民族独立而战，大部分捷克官兵要求离开俄国，前往西线战场——但这却是德国人不愿看到的，他们不断向苏俄政府施压，要求将军团扣留在铁路沿线。

  1916-1917年，一名俄军“捷克卫队(Czech Druzhina)”士兵。其步枪枪尖上的圣餐杯图案，是15世纪“胡斯运动”的象征，该运动也是捷克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

  最终，苏俄政权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。当捷克人的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、缓缓开往海参崴的时候，苏俄方面也在沿线派出了监视部队。1918年夏天，双方最终爆发了武装冲突：为打开回国的通道，捷克军团发动兵变，并和其他反苏力量一道，横扫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。

  1918年发动兵变时，一辆捷克军团武装列车上的机枪手在警戒铁路沿线，事实上，“雏鹰”号并不是捷克军团麾下的唯一一辆装甲列车

  俘获“雏鹰”号的战斗，便是这次兵变期间的一幕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局势：作为结果，仅在西伯利亚地区，便出现了不下10个白色政权，这些政权彼此勾心斗角——它们既想利用捷克人，但又对其抱有深深的疑虑。另一方面，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，捷克军团则决定采用一种铤而走险的对策——这就是让自己成为决定战场天平的那粒砝码：他们既打算和白军保持合作，同时又试图同苏俄达成谅解，而手头的军队和装甲列车，将成为他们赖以自保的关键。

  1918年秋、停靠在辛比尔斯克火车站的“雏鹰”号，期间，捷克人对它进行了周密的修理

  1918年秋季，摄于奥伦堡地区阿卜杜利诺火车站的“雏鹰”号列车，当时，该列车正在掩护军团向东转移

  1918年底到1919年初，在不断向东转移的同时，捷克人也一直在对“雏鹰”号进行修缮，但此时，战争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偏移。在乌拉尔山前线，红军正在恢复元气，其游击队则不断骚扰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。在下乌金斯克(Nizhneudinsk)至泰舍特(Tayshet)之间，由于茂密的针叶林紧挨着路基，袭击几乎每周都会发生——对白军来说，局势已经变得极为危险。

  1919年4月，白军的最高领导人——高尔察克请求捷克军团扫荡当地的游击队。为此，在4月18日，“雏鹰”和哥萨克部队一道进攻了游击队的重要据点——泰舍特附近的比留撒村(Biryusa)。尽管投入了装甲列车和重炮，但据白军指挥官罗赞诺夫(Sergei Rozanov)的报告，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。

  罗赞诺夫写道：

  “18日，在泰舍特地区，克拉西尼尔科夫上校(Krasilnikov)的部队攻击了比留撒。战斗持续了12小时，红色分子隐藏在伪装良好的堑壕中负隅顽抗，让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，同时，在一次红军滑雪分队的袭击中，我军先头部队和主要据点之间一度失去了联系……尽管敌人最终被白刃战击退、并遗弃了12具尸体，但20点、我方依旧决定撤回铁路线一带……

  我方的损失：9人阵亡，28人受伤。

  红色分子：多达40人。

  期间，利用窒息性毒气，捷克炮兵连和装甲列车炮击了比留撒和康托卡(Kontorka)村。”

  1919年初春，在下乌金斯克至泰舍特间参与清剿的“雏鹰”号，可以看到，在为“阿穆尔人”号车厢更换火炮的同时，捷克军团也对“红胡子”型炮车进行了改进，其中，它们的炮塔和机枪战位被完全分离，以避免机枪手在炮塔中弹后遭殃及，同时，炮塔也得到了加高，令炮手获得了充裕的操作空间。《战地1》中的装甲列车，正是以其此时的状态为蓝本设计的。

  事实上，这场交火只是苏俄内战的缩影，双方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狡猾和残忍。同时，和许多单方面的历史记述一样，这份报告也没有忘记掩饰一些不人道的环节(如使用毒气)。由于进攻比留撒的失利，一段黑暗的日子很快将要降临：尤其是在5月后，每到深夜，当地的铁路总会被多次炸断，导致列车只能在白天运行。

  1919年5月7-8日夜，一场大规模袭击降临到了“雏鹰”号的停靠地——泰舍特车站。当天深夜，来自三个村庄的游击队集结起来，用刺刀捅死哨兵，进而攻占了车站周边地区。当“雏鹰”号乘员被厮杀声惊醒时，呈现在他们的是地狱般的景象：整个泰舍特东部仿佛都被点燃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双方的距离一度如此之近，以至于捷克人不用举枪就能击倒蜂拥而至的敌军。

  在危急关头，一些军官依旧保持着冷静，他们开始集合部下，并设法展开反击。但在火车站附近，他们遭遇了猛烈的抵抗——由于车站是用厚重的圆木建成的，轻武器对它几乎毫无作用。在这些部队进退两难时，“雏鹰”号突然赶来了，用纷纷扬扬的火力摧毁了大楼外墙。许多游击队逃进了站前广场，在那里，他们受到了76.2毫米炮的持续打击，并留下了一大片的伤员和尸体。

  战斗结束后的泰舍特火车站，站房已被完全烧毁，只剩下一部分石制框架仍在矗立

  西伯利亚大铁路走向图，箭头所指的位置就是泰舍特，当地今天隶属于伊尔库茨克州，名称来自土著方言“冰冷的河”

  尽管捷克方面的总伤亡只有28人，但他们仍被这次袭击激怒了。随后三周里，在米洛什·扎伊克中校(Milosz Zaik)的指挥下，他们对游击队据点进行了残忍的报复。

  泰舍特的地方志中写道：

  “1919年5月25日，捷克军团对泰舍特周围的村庄发动了多次进攻，也正是在这些战斗中，游击队第一次被迫从根据地(即康托卡、比留撒、阿库利舍特和果戈列夫斯基村)撤出。随后捷克人和白卫军捣毁了上述村庄的所有建筑，甚至房屋的废墟也被付之一炬。”

  清剿结束后，泰舍特恢复了平静。在1919年秋季到来前，“雏鹰”号始终在当地保护着西伯利亚大铁路——在其护卫的诸多对象中，就包括了美国特使罗兰·莫里斯(Roland Morris)，后者当时正奉命前往鄂木斯克，以评估远东地区的局势。

  1919年夏季，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一个车站中被拍摄到的“雏鹰”号装甲列车，注意在两节“红胡子”型炮车上，炮塔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

  当“雏鹰”号拖着长长的蒸汽、紧随特使的车厢穿越白桦林时，呈现在来访者面前的是一派安宁景象：农民在田野上耕种，成队的哥萨克骑兵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——这些似乎表明，高尔察克不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，而且完全能将红军抵挡在乌拉尔山之外，但从另一些人口中，莫里斯却了解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。

  在会面中，高尔察克的外交部部长苏金(Sukin)向莫里斯表示，为购置武器弹药，他们急切希望获得2亿美元的贷款，同时，他们还希望美国能派出25000名军队，以保护铁路沿线的安全。

  莫里斯注意到，这种漫天要价只暴露出了一个事实——这就是高尔察克政权的虚弱;另外，他还发现，白军和捷克军团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愈发微妙——按照苏金的说法，尽管在短期内，捷克人仍将忠于高尔察克，但他们也在与红军谈判，并且正变得“愈发不可靠”。

  这张不甚清楚的照片于1919年夏季摄于鄂木斯克火车站，当时，“雏鹰”号刚刚完成了一次护送任务，正准备进站补充给养

  同样，“雏鹰”号的乘员也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，列车上的机枪手约瑟夫·雷切克(Josef Recek)回忆说：“从夏天开始，我们的处境开始恶化，这一点从旁人的态度上就可以得知——每个人都想要我们早点走，红军、农民、社会革命党人、游击队，甚至是哥萨克都是如此。”

  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，“雏鹰”号与游击队的较量仍在进行，8月到10月，战斗的焦点是从图伦(Tulun)到布拉茨克(Bratsk)之间的路段，尽管当地的游击队并没有配备重武器，但每到夜晚，他们都会派出若干小分队，在数百公里的铁路线上寻找弱点，捷克人的压力也有增无减。

  一名“雏鹰”号上的士兵写道：“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但长官们还是被迫承认：想要保护沿途的所有车站、铁路和水塔，仅靠少量装甲列车是不可能的——因为即使铁轨今天修好，明天就可能被再次炸断。”

  在这种情况下，增加装甲列车的数量成了当务之急，“雏鹰”号为此被拆分成了几个部分，其每节炮车都与一部车头编组，以此警戒更大范围的区域。然而，这些举措对战局于事无补，入冬之后，随着叶卡捷林堡和秋明失守，白色政权的首府——鄂木斯克已经岌岌可危，为保存实力，高尔察克决定撤往海参崴，同时，数十万居民也踏上了逃生之路，而在他们身后，红军的脚步一刻也没有放缓。

  由于游击队活动频繁，捷克方面被迫将“雏鹰”号拆成几个部分，以便扩大警戒范围。这张照片摄于一个小站，其中可以看到，一节“红胡子”型炮车和一部车头临时编成了一组

  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冬季，在这里，捷克军团将一部机车、“阿穆尔人”号和一节“红胡子”型炮车编在了一起。另外，可以看到，在“红胡子”型炮车上，车组将一个机枪射击口改成了取暖设备的烟囱口

  在此期间，“雏鹰”号的乘员们发现，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只有游击队，还有处境一落千丈的白军士兵——由于煤炭短缺，他们的列车经常会在沿途停留长达数天，并和军团为运煤车的归属爆发械斗。另外，由于军团正在同苏俄谈判，因此，他们也招来了白军的窥探和仇视。

  “最高执政”与混血恶棍

  作为众多列车中火力最强的一辆，“雏鹰”号也被置于了漩涡的中心，在其众多觊觎者中，格里戈里·谢苗诺夫就是其中之一。对这位恶棍的早年生平，至今人们所知甚少，有人猜测他是哥萨克的后代，后来因为战争而飞黄腾达——1917年，他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纸命令，负责招募一个哥萨克-蒙古骑兵师对德国作战，但十月革命之后，谢苗诺夫立刻把他们改编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，另外，他还得到了日本情报机构的大力支援。

  凭借这支部队，他在1918年夏天横扫了整个外贝加尔地区。同时，他还改装了9台装甲列车，在其所经之处，旅客和居民会遭到劫掠——如果遭遇激烈抵抗，这些列车就穿城而过，直到抵达下一个毫无戒备的城镇。

  格里戈里·谢苗诺夫(1890-1946)生于外贝加尔，身上有哥萨克、布里亚特和蒙古人的血统，他在1908年参军，十月革命后，他率雇佣军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，并实施了残忍的统治

  一位历史作者评论说：“在白色军阀中，格里戈里·谢苗诺夫是最自私、刻毒和狡猾的一个，但也很少有人像他一样，会对装甲列车的作用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。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谢苗诺夫的列车就像是冲进了羊群的野兽一样猖獗，但在1919年之后，由于红军的大举进攻，他也逐渐意识到，自己的“黄金时代”正在一去不返。出于与生俱来的本能，他开始筹划袭击捷克人，并以此充实自己的兵力。按照一位白军军官的回忆，在其装甲列车部队的老巢摆放着一座沙盘，上面标注了所有列车的动向，而在其中，“雏鹰”号用了最鲜艳的红色小旗来表示。

  1919年冬天，经停阿德里安诺夫卡(Adrianovka)的“雏鹰”号列车，这里也是谢苗诺夫装甲列车部队的老巢

  计划正在酝酿，而1919年末、捷克军团与白军的一次冲突则为此提供了机会。不仅如此，这次冲突还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局势，并把一位高傲的独裁者猝然置于了死地。

  这位独裁者就是高尔察克。当鄂木斯克陷落后，他立刻率领部下乘向东撤退，由于此时已经没有西行的列车，因此，他决定将难民全部赶到南侧的车道上，而他的专列则单独占用北部车道，以便昼夜兼程逃往海参崴市。

  亚历山大·高尔察克(1874-1920)有土耳其血统，早年因在极地探险中的事迹而声名鹊起。一战期间曾出任黑海舰队司令。后来，他在英国和日本的扶植下，成了名义上的“全俄最高执政”，但由于拙劣的管理能力，他的政权很快被苏俄击败

  虽然机关算尽，但高尔察克还是忽略了许多环节：由于加煤站、加水站都被破坏，他的专列只能蹒跚跛行。而在捷克人控制的路段，由于军团的运兵车和运煤车才有优先通过权，他们更是常常被截停长达十几个小时。

  在走走停停一周之后，高尔察克变得格外恼怒。他向谢苗诺夫发去一封密电，要求他对捷克人实施报复——但非常不巧的是，这封电报虽然是加密的，但它还是被捷克人截获并破译了。令情况更尴尬的是，捷克人和苏维埃政权已经缔结了协议：双方将停止武力攻击，同时，捷克军团也将向苏方引渡高尔察克及其下属。

  但此时，高尔察克并不知道自己沦为了捷克人的筹码，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，他还拒绝动用手头的黄金储备向相关人员行贿——他这么做也许是由于高傲的天性使然，也可能是计划利用这笔财富东山再起。但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看来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，他根本不害怕捷克人的威胁：他手头仍有7辆全副武装的列车，只要捷克人的“雏鹰”号不出现，他就不必感到担心。

  1919年冬季，行驶在伊尔库茨克地区的“雏鹰”号，它很快将在拘捕高尔察克的行动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

  12月13日，伴着刺耳的刹车声，高尔察克的专列抵达了鄂木斯克以东约1000公里的马林斯克(Mariinsk)车站，但在这里，他们接到了一条令人不快的消息：一名捷克少尉要求他们开进慢车道，并等待放行的命令。但在几天之后，这道命令迟迟没有到来，捷克士兵却在周围越聚越多，同时，“雏鹰”也驶入了与之并排的铁轨。当上面炮塔徐徐转动时，高尔察克突然明白了，他已经成了捷克人的阶下囚。

  高尔察克怒不可遏，他向谢苗诺夫发出命令，要求进行严厉报复。这显然是后者期待已久的。他向捷克军团发出了通牒，要求其交出所有列车和武器，否则他就会炸毁周边的桥梁和隧道，并截断整条西伯利亚大铁路。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捷克人对上述要求无动于衷，相反，他们将高尔察克的列车拖往了后方，以便更好地进行看守。

  在“雏鹰”号的驻地，乘员们也发现了异样，就在13日之后，他们发现，自己陷入了大批“蒙古野人”的围困之下。此时，谢苗诺夫已经派出了他最信任的指挥官——阿尔切哥夫上校(Archegov)来夺取“雏鹰”，当时，后者还指挥着两支最野蛮的白军部队——第1满洲步枪兵团和蒙古-布里亚特骑兵团，并得到了三辆装甲列车的支持。这些列车分别被命名为“无情”号“复仇者”号和“战士”号，其中一部分还加装了混凝土块，令其足以抵御炮弹的轰击。令情况更为棘手的是，为逼迫捷克人交出高尔察克，游击队也不断在向铁路线周边集中。

  谢苗诺夫的装甲列车“无情”号。它参与了对“雏鹰”号的进攻，但最终被后者俘获

  一时间，铁路线周围笼罩着战争的乌云，它最终在1920年1月爆发出了滚滚雷鸣：一场钢铁巨人间的决斗最终在小站波多尔维哈(Podorvikha)附近爆发了。当时，“雏鹰”号面对的是三辆白军列车的倾巢出动。

  “雏鹰”号上的一名乘员回忆道：“听说白军也有几辆强大的装甲列车，但我不害怕，因为我们更加训练有素……在当时，在车组内部洋溢着一种兄弟般的气氛，同时，每个人又都把自己当成是机器上的零件，在战斗中，大家想的只有尽量把事情做好，而不是去考虑什么后果。”

  双方不断逼近，列车上的炮位开始旋转。“雏鹰”号的一名火炮指挥官后来回忆说：“我最后一次报出读数：‘距离3000!’——就在此时，前方传来一声低沉的咆哮——那是最前方的主炮在开火。我也大喊道：‘高爆弹射击!’76.2毫米炮弹就像轰雷一样向敌人飞去，同时，我们也能看见远方此起彼伏的亮光和火焰——真正的对决开始了。”

  尽管众寡悬殊，但“雏鹰”号打了白军一个措手不及。后者的炮火虽然猛烈，但炮弹却大多落进了几百米外的树林里。与此同时，“雏鹰”号却保持着稳健的开火节奏，在大约20多轮齐射之后，一颗炮弹撕开了白军装甲列车的顶棚，车厢内的士兵血肉横飞，同时，更多弹片横扫过露天的机枪战位——面对“雏鹰”号精准的火力，其中一辆列车匆忙后退了，而另外两辆则被捷克人追上并俘获。

  波多尔维哈是伊尔库茨克以东的一个小站，这里展示的是其站房的历史照片：1920年，“雏鹰”号就是在这里击败了三台谢苗诺夫的装甲列车。今天，该站已经被水库淹没

  “雏鹰”号上的士兵约瑟夫·夏尔瓦特(Josef Charvat)写道：“谢苗诺夫的列车根本没有炮战经验——因此战斗进行得简单干脆!我还以为要操作机枪、同四面八方涌来的蒙古人作战，但在10分钟后，局势就得到了控制，所有谢苗诺夫分子都缴械投降，在上千名俘虏中，还包括了一名将军和他的整个参谋部。”

  事实上，这名将军不是别人，恰恰是高尔察克任命的“外贝加尔、阿穆尔沿岸及伊尔库茨克地区总司令”——里奥尼德·斯捷彼得罗夫(Leonid Sjetpetrov)。从后者口中，捷克方面得知，尽管谢苗诺夫已经接管了铁路上的桥梁和隧道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爆破。为此，军团决心发动一场小型的闪电战，它将由米洛什·扎伊克中校(Miloš Žák)指挥，并投入了两个第3和第4步兵团。

  在远方，更多白军士兵也在注视着战斗的情况，他们先能看到：远方四股烟柱逐渐变成了许多股，然后又渐渐飘散在半空中。接着，一团黑烟重新升起，并伴着炮声不断向他们靠近——此时，白军士兵的自信也变成了恐慌，因为这些炮声只可能是来自“雏鹰”号。按照一些军团成员的记录，接下来的战斗几乎是摧枯拉朽。

  士兵约瑟夫·夏尔瓦特写道：“我们在12点离开了米哈列沃，并迅速包围了贝加尔斯克(Baykalsk)、库尔图克(Kultuk)和斯柳江卡(Slyudyanka)火车站。在斯柳江卡和库尔图克，双方几乎没有爆发战斗，而在贝加尔斯克，我们被迫动用武力，但交火却非常短促。”

  第4步兵团也在日志中骄傲地提到道：“我们在贝加尔斯克只有7人负伤，但白军共抛弃了6列装甲列车、7门重炮、20挺机枪和无数的弹药，另外，还有70名军官和1600名士兵被我军俘获。”

  上述报告也许存在夸大的成分，但它清楚地证明——“雏鹰”号横扫了最精锐的白军部队，进而解决了军团历史上最大的危机。不仅如此，这次战斗还扼杀了高尔察克的希望。战斗结束后，捷克人直接将他引渡给了布尔什维克。而对谢苗诺夫来说，这次交战也令他元气大伤，但这位枭雄却拒绝承认失败，因为他知道，有一股势力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——这股势力之前一直身居幕后，并暗中操纵着远东局势。

  1920年初春的“雏鹰”号列车，摄于中俄边境的一个铁路小站

  这股势力就是日本，虽然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，美国、英国甚至意大利都派出了部队，但它们的实力都无法和日军匹敌。长期以来，日本都试图在远东建立霸权，而俄国内乱也被其视为一次重大机遇。他们对捷克人的命运，甚至是西伯利亚都不感兴趣，他们真正希望的是让俄国人自相残杀，这将为他们蚕食中国东北创造有利条件。

  正是因此，在捷克军团同苏俄合作之后，他们便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，在后者看来，军团的最大罪孽在于，他们完全打破了其精心导演的远东乱局：假如布尔什维克占领了远东，那么他们肯定会进入东北，并染指日本在当地的势力。正是因此，就在“雏鹰”号突袭三个火车站后不久，日本人就发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，要求其尊重谢苗诺夫的势力——令情况更加棘手的是，“雏鹰”号和许多军团成员都将经中东铁路前往海参崴，但其沿线却驻扎着大量日军，另外，一部分谢苗诺夫的部队也撤退到了这里。

  1920年4月，“雏鹰”号进入了中国境内，随后便被困在了海拉尔火车站(位于今天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)——就在不久前，中东铁路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，随后，整个罢工又演变成了长期的骚乱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人的干预则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。1920年4月4日夜，也就是“雏鹰”进入中国境内之后，日军突然出兵占领了海参崴市，并驱逐了当地的亲布尔什维克政权，不久之后，其增援部队也开上了中东铁路。

  海拉尔的囚徒

  尽管日本方面宣称，上述举动也是为了保护捷克人安全撤离，但考虑到他们与谢苗诺夫的关系，捷克人仍旧从中感受到了隐隐的敌意，令情况更为棘手的是，因为战乱，许多俄籍铁路工人也来到了海拉尔，试图从当地返回国内。而这些工人中，大部分都有亲布尔什维克倾向——这就引起了日军的怀疑和猜忌。

  1900年代的海拉尔火车站——中东铁路进入中国后的第一个大站，1920年，日军曾在当地短暂夺取了“雏鹰”号的控制权

  此时，海拉尔站已经变成了一个火药桶，而1920年4月9日，日军的一次搜捕更是为它点燃了熊熊烈焰——当时，他们逮捕了8名涉嫌发动袭击的布尔什维克，这引发了俄国工人的强烈愤慨。4月10日，多次申诉无果之后，当地工人开走了全部蒸汽机车，还捣毁了站内的调车转盘。“雏鹰”号上的成员发现，由于设施完全瘫痪，他们实际是被困在了海拉尔城内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几乎成了工人们的人质。

  就在4月10日夜间，一些喝醉的工人代表甚至宣称，如果捷克人想拿到回国所需的煤炭，就必须帮助他们对付日本军队。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，在4月11日凌晨，张作霖的部队也来到了城内，并在“雏鹰”号旁安营扎寨。尽管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调节纠纷，但事实上，这些官兵对当地的局势一无所知。由于此时恰逢东正教复活节，各方最初还能相安无事，但就在入夜之后，数百名日军却突然开出驻地，并对车站实施了武力封锁。

  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，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，他们决定在深夜将犯人运往满洲里，但期间明显有人走漏了风声，俄国工人越聚越多，其情绪也逐渐陷入失控。

  一份日本方面的报告写道：

  “突然从人群中传来了一声‘动手吧!’的喊叫，同时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也频频响起。我军有5人受伤倒地，而其余士兵则向人群开枪。在此期间，我们还遭遇了来自铁轨一侧的不明火力。”

  此时，捷克人都被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，作为“雏鹰”号的指挥官，扬·哈耶克上尉(Jan Hayek)试图观察周围的情况，但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手臂，同时，密集的弹雨也落在了捷克人的宿营列车周围，最终，车上有9人在战斗中伤亡。尽管如此，日方却一口咬定，“雏鹰”号要为事件中“不明火力”负责，因为其来源与列车的位置非常接近。

  捷克方面绘制的海拉尔事件示意图，右上角的方块是嫌犯被关押的位置，中间的圆点是日军的遇袭地，而“雏鹰”号就停在靠近站台的第三车道上

  尽管射向日军的子弹大多是张作霖的部下在慌乱中发射的，但谢苗诺夫还是看到了事件的价值，他不断渲染捷克人的威胁，他的部下也添油加醋地报告说，“雏鹰”号和工人串通，用机枪和火炮向日军开火。

  最初，捷克人对这一指责不以为意，因为现场甚至没有一个弹坑——如果“雏鹰”真的火力全开，那么，其威力将不止限于打伤几名日军，而是会荡平整个海拉尔市。另外，由于囚犯们大多趁乱逃脱了，第二天，铁路工人也都满意地回到了岗位上——随着局势突然恢复平静，捷克人的警惕也在放松。

  当天晚上，军团的列车陆续启程，只剩下殿后的少数后勤单位和“雏鹰”号。但就在一夜之间，日军突然在车站周围建立了炮兵阵地，并要求捷克人交出“雏鹰”号。更为尴尬的是，此时，列车上的乘员只盼望着能安全回国，已不愿再卷入一次无意义的冲突，在无奈之下，哈耶克上尉只能放弃抵抗，与此同时，为了接管列车，谢苗诺夫的部下也开始向海拉尔集中。

  1920年春夏之交，停靠在中东铁路中国境内的“雏鹰”号，可能摄于在海拉尔被拘押时。期间，该列车差一点被日军交给了谢苗诺夫

  由于局势的混乱，军团指挥部很晚才得知了这次事件，这让他们怒不可遏，几乎在第一时间，他们便会见了沿线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大井成元中将。最初，大井对这一事件不予置评，但很快，捷克军团便向他列举了一连串敏感的事实：这其中就包括了谢苗诺夫挑拨离间的技术、其部下糟糕的军纪，以及他们对日军补给站的袭击等——这勾起了日本人许多不愉快的回忆。一名军团的参谋军官无不辛辣地批评论说：“如果想让一个敌人调转立场，那么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另一个敌人，并激起他的仇恨情绪。”

  三周后，一份放行命令终于签发下来，但谢苗诺夫依旧在暗中作梗。在海拉尔，日军竟然宣称，放行命令可能是伪造的(他们显然是接受了谢苗诺夫的贿赂)。不过，随着事件不断发酵，协约国方面已经开始表示关切。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，对日军来说，归还“雏鹰”号已经不是一个选项，而是一种必须做出的让步。

  海拉尔事件谅解备忘录上，中、日、捷克三方代表的签字

  日军代表归还“雏鹰”号时的景象，由档案附件翻拍而来

  5月30日至6月12日，捷克、日本和中方在海拉尔进行了漫长的会议，尽管各方都拒绝为事件负责，但面对压力，日军代表还是被迫屈服。最终，80名捷克官兵重新登上了列车，它的指挥官扬·哈耶克上尉宣布：“‘雏鹰’号又一次处在了光荣的战旗之下。”而就在不远处，谢苗诺夫的部下正在灰溜溜地后撤。

  残阳偏师

  6月下旬，“雏鹰”号轰鸣着开过哈尔滨，并一路向着旅程的终点——海参崴进发。该列车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篇章也徐徐揭开，而且正如许多战场上的离别一样，这段日子里也洋溢着依依不舍。抵达海参崴后，一些军团成员建议将其运回国内，但这一提议却几乎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。当地的日军代表认为，这辆列车依旧是俄国人的财产，而且他们也有义务将其交还给后者的唯一合法代表——白色政权。更令捷克人失望的是，海参崴也没有能吊装“雏鹰”号的设备。最终，上述设想只能无果而终。

  在中国东北境内，两名捷克军团的成员在“雏鹰”号前留影，此时，他们的万里归国路已经走到了最后一程

  尽管如此，捷克人仍从“雏鹰”号上搜罗了大量纪念品，它们包括十多挺机枪、车内电话，以及一部分车厢铭牌。1920年5月24日，其车组作为最后一批动身的成员离开了海参崴，至于列车的军旗也被一并带走。在捷克人离开后，日军将它推进了一个名叫“烂角(Gniloy ugol)”的货场。

  尽管局势极为绝望，但一小股白军部队仍在负隅顽抗，他们由一名捷克裔将军指挥，他就是米哈伊尔·季捷里赫斯上将(Mikhail Diterikhs)。作为一名狂热的信徒，他试图借助东正教的影响力，号召全体俄国人对红色政权发动“圣战”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利用了堆放在海参崴的军事物资，并获得了一个几乎取之不竭的补给站。

  米哈伊尔·季捷里赫斯(1874-1937)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祖先是来自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，一战期间，作为参谋军官，他参与了许多大规模战役的筹划，后来在1918年协助捷克军团发动了反对红色政权的兵变。内战期间，他试图借助宗教力量号召俄罗斯人反抗布尔什维克，但最终失败，他本人最终流亡中国，并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

  在过去几年里，这些物资就堆积在海参崴郊区，绵延长达好几英里，它们对修复“雏鹰”号绰绰有余，但问题在于，白军真正缺乏的不是材料，而是时间和工人，这使得很多想法都只能停留在计划阶段。事实上，季捷里赫斯的政权只在当地维持了大约1年——1922年7月，在红军的攻势下，海参崴已濒临沦陷。

  此时，所有白军部队都在寻求外国政权的庇护——作为回报，他们将提供武器、黄金甚至是军事人员。而在与之达成协议的势力中，就包括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军阀张作霖。按照英国外交官哈罗德·波特的描述，双方的交易由一位罗马尼亚人担任中介，他将负责把军火运往哈尔滨、长春和沈阳，另一方面，张作霖则会为白军入境提供方便。

  卷入军阀混战

  由于早在1919年，欧美列强便禁止向中国输入武器，因此，上述物资实际是国际法意义上的违禁品，但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，它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了中国东北。它们的数量极为庞大，仅在季捷里赫斯交付的物资中，就包括了至少3万支步枪，5万发炮弹，一架军用飞机，以及“雏鹰”号装甲列车。但另一方面，这些武器良莠混杂，同时，奉军的维修能力也极为低下，这给其使用带来了巨大不便。

  同样的情况也困扰着“雏鹰”号，其安装了4种不同型号的机枪(大部分是捷克军团在沿途临时安装的)，主炮弹药短缺、磨损严重。在进入东北的最初几年，除了沿铁路巡逻之外，它几乎没有任何作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奉军的指挥官们只能向白俄军官求援。

  外国时事新闻片《China At The Front》中的镜头，可见为奉军效力的白俄飞行员和技术教官。在军阀混战期间，他们为奉军攻城略地出力甚多，但今天，这些雇佣兵的故事却鲜为人知

  从1924年开始，大量白军或因为生活所迫，或因为利益驱使而投靠了奉军，其中大部分和“雏鹰”号一道流向了张宗昌的部队。由于张宗昌早年曾在俄国境内谋生，并积累了丰富的人脉，因此，当白军涌入中国时，他便抓住了这个机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先后有超过3000名俄罗斯人曾为他效力，其中不仅有训练有素的骑兵和炮兵，还有参谋军官、飞行员和工程师。

  张宗昌(1881-1932)，从1925年开始出山东督办，由于横征暴敛，贩卖鸦片、勾结日本，他经常被当做祸国殃民的军阀样本

  利用上述部队，张宗昌组建了第65师，其麾下的装甲列车由白俄军官契科夫上校指挥。期间，他们将“雏鹰”号拆分成了三部分，并将其分别称为103、104和105号铁甲列车。

  在军阀混战中，这些列车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它们最初的敌人是吴佩孚，而在1925年、张宗昌被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之后，他的势力更是不断坐大，并逐渐脱离了张作霖的控制。期间，白俄军队也大批涌进了山东，并卷入了同孙传芳、冯玉祥等军阀的冲突。一张1925年的照片显示，105号列车被粉刷一新，并停在山东境内的一个车站内，但随后，一切记录都戛然而止。

  这张于1920年代拍摄的照片，显示了第103和第104号装甲列车在中国境内的状态，此时其主炮已被拆除了。另外，该图片的原始图注被错误地标记成了“日本军新式装甲车”

  这两张照片均由外国军事观察员在1925年拍摄，显示了停靠在山东境内的“阿穆尔人”号

  它们淡出的原因也许非常简单——更强大的铁路巨兽已经问世。依靠白俄顾问的协助，张宗昌建造了至少8列同类产品，其外表都敷设了70毫米的钢板(“阿穆尔人”号只有15毫米)，内部还有30厘米的水泥保护层，并以远程榴弹炮作为武器——但是，这些列车并未帮助他扭转不利的战局。

  1928年时，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部队已消耗殆尽，同时北伐军则从南方步步紧逼。在内外交困之下，张宗昌只得宣布下野，其部众则分别被东北军和北伐军收编。

  大约此时，105号装甲列车重新回到了东北，随后，记录再一次归于空白。按照历史学家的猜测，在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中，它可能卷入了与日军的冲突：因为在一个日军步兵联队的日志中宣称，他们在锦州附近遭遇过一列“有四节车厢”的装甲列车——这也是当时最接近“雏鹰”号的记载。

  余波

  再之后，这辆列车彻底在历史记录中湮没无闻。同时，伴随“阿穆尔人”号一路走来的人们也大多悄然离场。作为设计者，科波罗夫将军的晚年尤其凄凉——虽然他设计出了一战中最强大的陆战武器，但后者却没能为他换来哪怕一点点荣耀——晚年的他生活异常困窘。在一封1930年代、他写给美国历史学家的信中，他带着窘迫的语气提到：“我愿意将在一战中的所有经历，写成一份备忘录，但不知道，您是否愿意预先支付150美元?”1944年，在潦倒之下，他在日军占领下的天津去世。

  晚年的波鲁潘诺夫

  作为“阿穆尔人”号最著名的指挥官，波鲁潘诺夫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：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他逃离了白军的战俘营，并在72小时的跋涉后回到了己方战线。1920年代，这位草莽英雄先后掌管过几支内河舰队，后来又被调往经济管理岗位，虽然1930年代的“大清洗”没有波及到他，但他还是很快被民众遗忘了，1956年，他在克里米亚的一所养老院病逝。

  还有一些政治人物的命运也值得一提，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谢苗诺夫。在失去了根据地后，他最初流窜了中国东北，不久又途径日本前往美国。但由于曾袭击过美国远征军，一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，他便遭遇了一连串的起诉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又回到了东三省，靠着日本资助的养老金生活。1945年，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向攻入东北的苏军投降，并很快在第二年被秘密处决了。

  谢苗诺夫被捕后，苏联方面拍摄的档案照，因为内战中的一系列罪行，他很快被执行死刑

  至此，“阿穆尔人”号的故事也真正完结了。与《战地1》中其他的工业巨兽相比，它远不是最强大的;和那些记录能精确到小时的战舰和飞艇相比，它的战斗生涯中一大半是空白和迷雾。但另一方面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震撼人心的武器，何况它曾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，甚至充当了其中的诱因和推手;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消失80多年之后，它又在《战地1》中完成了“复活”——见证过它的玩家数量如此庞大，甚至超过了一战历史爱好者的总和。

  《战地1》中装甲列车的宣传图。正是这款游戏，让它在被遗忘了近80年之后，再一次被曝光在了公众的眼前

  有人说，上天常会以一种神秘的方式，让被遗忘的历史继续流传，从某种角度看，“阿穆尔人”号的故事便是如此——虽然如今它已化作了黑土下的锈铁，但在另一个世界，它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永恒。也正是这种吊诡、矛盾、和近乎传奇般的经历，成了许多人对它感兴趣的原因——当《战地1》公布后不久，便有一系列相关的文章诞生，然而，这些文章大多是在仓促中写成的，其中随处可见错误和脱漏。

  而这一切，也充当了本文问世的诱因，因为它们反过来加深了笔者的兴趣。无可否认，在这篇文章中，新的瑕疵也在所难免，但我相信，它也许可以为帮助更有价值的资料诞生。正如一位古典历史学家所说：“我自己并非事件的目击者，但我曾为之辛勤地劳作，以了解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……如果在描摹上，我的言辞是无力或虚妄的……那么，我将非常高兴让位于技艺比我更高超的人。”